“快慢之间”看速度
|
辨析中国经济系列述评之一
|
|
|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刘铮 安蓓 张辛欣)中国经济增速的快慢,近来越发牵动人们心弦。数据小幅回落,似乎“辜负”市场期待,有人希望再度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数据略有反弹,又有人欢欣鼓舞,希望能够持续强劲回升。
对当前中国经济而言,怎样的增速是合适的?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政策抉择时更看重什么?冷静而理性地辨析这些问题,对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才不会雾里看花。
正视增速: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换挡期”,要改变惯有的高速增长心态,真正接受中速增长新常态
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速比上月反弹0.4个百分点。此前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为7.7%,比上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
“无论是4月份工业增速略有反弹,还是一季度经济增速略有回落,基本判断不变: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内生动力仍有待增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说。
虽然数据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但对一些企业而言却有着深刻的体会。浙江一家从事化纤制造的大型民企负责人连连用“低价恶性竞争”“效益低开”“很有压力”来形容今年以来的经营情况。
“产能过剩问题在外需持续低迷、刺激政策退出后越发突出,成为增速回落的重要原因。对此要有一定的容忍度,才能优化经济结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分析指出。
正如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所言,判断经济形势增速只是其中一个指标。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38%,前四月CPI低于全年目标1.1个百分点。结合这两个指标看,当前经济增速是合适的。
国际金融危机已进入第六个年头,世界经济仍在深度调整中,外需持续低迷。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环境瓶颈越发突出,房地产和汽车市场都在深度调整中。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是必然的。
“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换挡期’,增速的回调是中长期的。从过去10%的角度看今天的增速,自然很担心;但从7%到8%的目标看,很正常。”王军直言。
环顾全球,中国经济增速仍然是比较高的。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为2.5%,巴西经济增速预计为4%。着眼未来,只要年均增速略高于7%,中国便可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翻番的发展目标。
“7%到8%是相对可持续的增速,有利于调结构、转方式,值得牺牲一定的速度为中长期健康发展打基础。”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说。
稳住阵脚:速度需要更加稳健,但宏观政策不宜频频出手,目前不需要新的大规模刺激政策
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速下一个台阶固然是正常合理的,但也的确需要防止下台阶过程中意外“摔跤”。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新的适度增长区间寻找新的平衡点,经济运行中有不少不确定因素,企业适应新形势也有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可紧密跟踪形势变化,对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预调微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建议,要防范增速回落幅度超预期,从而影响就业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当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是有些偏弱,基础仍不够牢固,企业生产经营还面临不少困难。宏观政策可以在打造新的消费增长点、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投资规模等方面着手稳住增长。
虽然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的确隐含着不少风险。货币存量仍然较大,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与GDP之比接近190%,通胀压力始终没有得到缓解;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值得高度警惕,“影子银行”需要清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热钱涌入需要防范……这些风险和隐患要及早着手化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寄希望于大规模政策刺激把经济拉回高增长,显然找错了“钥匙”。多年来中国经济周期起伏让一些人形成了思维定势:经济运行只要到了底部,政策就一定要刺激到增速持续回升为止。如今中国经济面对的是重大阶段性变化而不是短期周期波动,不能再习惯性地求助于大规模刺激政策,否则积重难返。
“经济增速‘换挡期’切忌猛踩油门、猛转方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提醒,为了避免行政干预后遗症,宏观政策应当以稳为主,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应对措施防止增速回落突破底线,但不宜频繁出手。宏观调控只能熨平短期波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靠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
着眼长远:要更高质量和效益的速度,必须毫不动摇调结构抓改革,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中国经济面临的矛盾,是短期和中长期问题的交织。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政策抉择何去何从?
近期中央两次会议透露出重要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4月25日召开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5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稳定增长、防控通胀、化解风险,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迫切需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出实招。
“政策重点正从短期稳增长,向中长期调结构、促改革转变。”刘元春分析,当前宏观调控“稳”字当头,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有社会政策的托底,力度将会更大。
对企业而言,确实是到了丢掉幻想、投身转型升级的时候了。与其空等新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坐等国内外市场转好,不如在这个时候扎扎实实转型升级,把握更高水平的发展机遇,带来更高效益和更强竞争力。
“只有倒闭的企业,没有倒闭的行业。市场越不好,越得靠转型升级。只能下决心淘汰低端产品,加紧研发高端产品,不断开拓新市场,为企业今后行万里路‘加满油’。”那位对市场形势叫苦的浙江某化纤制造大型民企负责人其实心里很明白。
对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特别是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要勇于向自身权力“开刀”。同时,垄断行业、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科技创新体制等一系列改革都亟待深化,搞活微观,持续释放改革红利。
“要通过结构调整,扶优汰劣;推动改革,激发活力。虽然会付出代价,遭遇困难,但必须坚持下去毫不动摇,才能打造成中国经济升级版。”王军说。
|
|
“释放红利”促发展
|
|
辨析中国经济系列述评之二
|
|
|
|
■解码中国经济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陈二厚 张辛欣 雷敏 何雨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国务院13日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又一次发出了改革的强音。
改革,又处在新的关口。面临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转型任务艰巨的形势,进一步发力改革,更好地释放发展红利,紧迫而关键。
发展越关键改革越迫切
从政府机构改革到财税改革,从加强节能环保到瞄准民生改善……不到两个月,八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次次涉及改革,新一届政府正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改革的坚定决心。
“改革频频出招,源于对当前形势的深刻判断。”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
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7%,比去年四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多年来少有的出现经济回升仅持续一个季度的现象。从数字看,这一增速仍处于适度区间,但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特别是推动增长的新动力也还未形成。
乐观也好,隐忧也罢,不可否认的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动力正逐步削减,曾极大带动经济增长的外贸出口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影响,内需的提升又受制于各种体制机制的掣肘。
中国的发展已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无论是推动增长还是加快转型,都迫切需要新的动力,提供这一动力的唯有改革。
“就好比火箭的起飞过程,如果动力转换不及时,就要出问题。”浙江嘉兴港区管委会主任石云良说。在基层经济建设一线“深耕”了30多年的他认为,改革曾为中国赢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在经济转轨的当下,旧有的红利渐行渐远,未来的城镇化红利、内需红利、科技创新红利,迫切需要新一轮改革的“孵化”。
“未来二三十年中国最大的内需是新型城镇化。改变传统的城镇化弊病,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税收的瓶颈制约,都需要改革来化解。”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指出。
从经济社会发展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只有改革,才能破解当前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难和矛盾。
在快速经济发展中,我们填饱了肚子,过好了日子,但长期累积的一些社会矛盾也更加凸显,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等问题越发引人关注。化解社会矛盾、调整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迫切需要改革的强力推进,更多地聚合起推动社会前行的动力。
凝聚改革正能量尤需统筹兼顾
近日,北京出租车调价听证方案出台后,引发多方质疑。“我们理解出租车司机不容易,但‘份儿钱’不降,光让乘客补贴司机,这不公平。”北京市民杨先生说。
一些出租车司机也表示担忧。北京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对记者说:“提起步价后,那些有三公里内短途打车需求的人,将来没准就不打车了。”
北京出租车涨价引发的争议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各种利益交织的复杂局面。而当前的改革,正是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前行。
人人谈改革,人人盼改革,但每个人对改革的诉求、期盼和路径选择却可能不一样。
“现在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对各方利益关系进行全面调整。必须要在兼顾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等各方利益的前提下,才能顺利推进,释放好改革红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
回想改革之初,为了减少阻力,改革选择从外围切入,着眼于做大增量,放开一点,就能搞活一片,因此得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支持。现在改革进入“攻坚期”,一些系统性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寻找事半功倍的突破口并非易事。
在当前利益交织十分复杂的背景下,很少有改革能单项推进,比如像资源价格、吃住行用等事关百姓基本生活的改革,就更要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利益,同时启动配套改革,更好地使百姓受益。
“在制订改革方案和政策时,既要从国家发展的长远考虑,又要在近期政策效果落子;既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又要考虑到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说。
改革要想发力,就要在兼顾利益上有力度,最大限度减少阻力。
改革要想发力,就要把短利和长利结合起来,兼顾短期矛盾和长期发展。
改革要想发力,政府改革要有力,这是最根本的保障。
“只有做到这三点,才能使改革举措干一件成一件,增强各方参与者的信心,不断释放改革红利。”迟福林说。
找准突破口干一件成一件
尽管是一家仅成立两年多的小微企业,安徽合肥海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却已经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大潮中获得了红利。
“公司税负下降40%,一年省6万多元。不仅如此,下游企业也因为能抵扣,税负降低,更愿和我们合作了。”公司总经理高程华说。这位年轻的创业者已经在酝酿培训专业人才的计划。
中国税制改革的历程中,很少有如此高度的共识来推进一项改革。而“营改增”带来的减少重复征税、促进经济转型、倒逼财税改革等一系列积极效应,也使得其推进的速度“能多快有多快”。
在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营改增”具有标本意义。正如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2013年经济体制改革部署时明确提出:“要把已经看准、具备条件、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项目抓紧推出,干一件成一件,不断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激发社会活力,增强发展动力。”
行至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是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最大限度体现系统性、最大限度发挥边际效应的改革举措。要在经济棋盘已经很大的中国,找到盘活整个棋局的关键位置,果断落子,需要的是时代的智慧和广阔的视野。
在2013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与项目的清单中,不难发现两条鲜明的改革路径图——
一条是把政府该放的权力放掉,让市场和社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和活力,包括抓紧取消下放审批、形成资源税费和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方案、健全居民电水气阶梯价格制度等。
一条是把政府该管的事务管好,着眼于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属性的关键点发力,包括继续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保障房分配制度、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等。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政府与市场更加协调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要义。向自身权力“开刀”,不仅体现了新一届政府推动改革的决心,也抓住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牛鼻子”。
“进一步打开转变政府职能这扇大门,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创造力,这是不花钱能办事、少花钱多办事的良方,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棋局上一颗关键的‘改革棋子’。”胡鞍钢认为。
人们期待,中国改革在激流勇进中,源源不断地释放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充沛动力。
|
锁定风险求平衡——辨析中国经济系列述评之三
新华社记者王宇、何雨欣、王敏
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行进在稳中有进的适宜区间,但不断积累的地方债务、影子银行、产能过剩、房价高企等风险,已然成为决策者眼中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诸多近忧和远虑。
种种风险的背后,映射出的是当下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内生动力的不足。如何化解风险,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考验着决策部门的智慧。
中国经济前行道路上出现风险点
中国经济已进入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第六个年头,然而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和严峻挑战并不比以往任何时候轻松。
就在不久前,中国主权信用级别接连遭到惠誉、穆迪等国际知名评级公司的下调,这是1999年以来我国主权信用首次被大型国际评级机构下调,评级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地方政府负债及影子银行风险有可能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
“短期来看这些风险仍然可控,但考虑到风险累积的脚步仍未停止,事实上,它们已构成中国经济航船前行道路上的若干暗礁与漩涡,不可不防。”经济学家华生认为。
“部分地方政府只顾眼前政绩和利益,利用地方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留下大量债务。”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对此表达了他的忧虑。
我国地方债务风险的累积可追溯至2008年,为刺激投资拉动经济,地方政府一度成立了许多投融资平台来举债融资。截至目前,业内对地方债务总额究竟有多少众说纷纭,但根据审计署两年前发布的公告,截至2010年地方债务总额已达到10.7万亿元,占当时GDP比重接近30%。有专家测算,由于债务中有70%将在2015年左右到期,资金近八成来自银行贷款,并且有相当数量与卖地收入挂钩,因此是否都能如期偿还,市场忧虑重重。
而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也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风险点。
“惠誉近日下调了我国主权信用级别,反映出市场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忧。”根据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的观察,我国的影子银行具有期限错配、借旧还新等特点,且监管又较为薄弱,其中风险亟须引起警惕。
另外,受外部经济体持续低迷的影响,制造业产能过剩现象开始凸显,其中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煤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和多晶硅、风电设备等部分新兴产业问题严重。此外,房价高企、财税减收、热钱涌入等风险,亦于近期显现出来。
风险在新形势下被叠加和放大
如果将风险放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段里观察,可以发现,这些风险与矛盾多属中国经济的陈年痼疾,加之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而被叠加与放大。
如同海水退潮后的礁石显露,当下诸多风险的暴露,与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下行的现实分不开。在告别了高歌猛进的快速增长时代后,地方债务、产能过剩等此前被隐藏的问题开始逐步暴露出来。同时,随着外部经济体波动加剧,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加剧了热钱涌入、房价高企的压力;此外,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些应时之举,其效应也逐渐显露。
如果将不同风险放置于同一层面观察,还可以发现,地方债务、影子银行、产能过剩、财政压力、房价高企,凡此种种风险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勾连、相互渗透,结成了连环套,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以上风险其实就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所折射出的不同镜像:过度投资在实业领域表现为制造业产能的过剩,在金融领域体现为影子银行的繁荣,在投资行为中展示为楼市泡沫的膨胀,最终在财务盈亏上演化为地方负债的累积。而伴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诸多镜像在相互重叠、相互映射的同时,又相互放大。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种种风险无需过度悲观。与国外相比,目前我国地方债务占GDP比重并不高,影子银行向实体经济的渗透还不深,风险总体可控,整体可防。
“中国的地方债务占GDP比重约为30%,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短期来看地方债务问题可以通过展期和以新还旧方式解决;长期来看,中国财政状况有能力消除损失。
风险也是转方式谋平衡的契机
今天的中国正行进到一个关键路口:是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任风险不断累积,还是闯出一条新路,从根本上消除风险,成为时代抛给当代国人的历史课题。
眼下诸多风险的累积,虽然一方面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难度,但另一方面,也为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为更好发展提供了可能。
“所谓形势比人强。风险的累积让经济有了切肤之痛,让转型有了抓手,可以推动政府痛下决心,改前所之未改、变前所之未变。”经济学家华生说。
“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看来,风险的暴露未见就是坏事,反而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寻求再平衡的契机,提醒我们更多地发挥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创造者的作用,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下,面对风险,既要处变不惊、按预期的发展目标搞好调控,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转危为机,从根本上化解风险。
种种迹象显示,当前中央已高度关注地方债务、影子银行、房价高企等风险,近期以来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以整顿治理,而一些治本之策也在积极酝酿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日前召开会议提出,要统筹考虑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会议特别提出,“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需要加强防范”“抓紧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监管部门近期对影子银行、地方融资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一步完善了对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的监管框架,着手化解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这些举措有助于防控金融风险、约束地方债务的膨胀。
“我们注意到,尽管今天中国经济面临增速下滑的严峻形势,但中国政府并没有相应出台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而是容忍速度换挡,调结构、转方式、求质量正在发力,这是一种积极的变化。”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建认为。
风险与机遇,在事态的演进过程中,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险中可化夷,危中自有机。换个角度看,如果应对得当,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将指日可待。(完)
“排忧求优”探走势
|
辨析中国经济系列述评之四
|
|
|
■解码中国经济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记者张旭东、刘铮、樊曦、李延霞)观察当前中国经济,尤须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增强发展信心;又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忧”,强调未雨绸缪;如此方能朝着“稳中求优”的方向坚定前行。
稳中有进:经济结构优化是“亮点”
从7.9%到7.7%,一季度经济增速比上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颇让有些人出乎意料:本以为经济增速会延续去年底回升惯性,但实际却不升反降。
鉴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国际一些投行乃至部分舆论开始释放悲观论调,国内一些人也不免担忧。
“不能再用老眼光来看待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速度总体上还是合适的,从全球来看,这个速度并不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
他解析说,决定中国经济的中长期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出口已从高增长进入徘徊期,城镇化中的瓶颈约束作用在显现,企业生产成本也在提高,“中国经济正在7%到8%区间内寻找新的平稳增长点”。
“投资、消费、出口没有太大波动,就业不错,物价温和,4月份工业增速略有反弹,中国经济总体可谓平稳。”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说。
就在很多目光紧盯着经济增速的快慢起伏时,中国经济的内在结构其实正悄然间发生重大变化。
“以往经济增速低于8%,往往会出现就业恶化等问题。现在低于8%已经一年,就业等各方面形势比较稳定。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结构得以优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说。
今年以来,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分量轻重发生可喜变化。一季度,第三产业占GDP之比为47.8%,超过第二产业占比1.9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第三产业占比都低于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吸纳就业更多更稳定,消耗资源少,它的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体现。”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志洲说。
高耗能行业在“减速”,高技术行业则不断“加速”。全国钢铁等六大高耗能行业一季度增速同比下降1.1个百分点,而高技术产业增速比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2.4个百分点。
消费贡献率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量。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5.5%,消费贡献率高出投资25.2个百分点,这一比例之高前所未有。
“国民经济总体来说开局平稳、稳中有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说,特别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各地、广大企业调结构、转方式的积极性较高,区域结构的协调性也在增强。
稳中有忧:经济下行压力下风险“凸显”
在看到经济“稳中有进”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稳中亦有忧”。环顾全球、放眼国内,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复杂挑战,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妥善应对。
“国际市场需求减少,出口越发严峻,我这次出国就是考察借鉴美国轮胎零售模式,要把更多精力投向国内市场。”刚从美国回来的青岛科昂集团总裁梁子强告诉记者。
科昂集团是青岛一家大型出口轮胎的民营企业,欧美市场占其整个出口额的六成以上。“今年对美出口稍有恢复,但对欧洲市场的销售量基本没有增长。”
科昂集团的境遇,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大难题——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仍处于艰难的调整期,长期以来依赖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国际金融危机如今已步入第六个年头,仍在演变发酵,美国经济虽上升动能增强,但仍面临支出削减、高失业率等诸多问题;欧债危机波折不断,经济难以摆脱衰退;新兴经济体自身仍普遍面临结构性矛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3.5%调降至3.3%。
外需不足内需补,然而国内投资和消费这两大驱动力仍显疲软。前4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且如今也不能重走依靠“高投资”老路;而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虽比上月微升,但仍比去年同期回落1.3个百分点,消费潜力仍有待挖掘。
大潮退去,方知谁在“裸泳”。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等“顽疾”更加凸显;而地方融资平台、金融风险等隐患也在积累。
目前全国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70%左右,光伏行业不到60%,风机的产能利用率不到70%……但重复建设却依然扩张:电解铝在2012年上半年还有57%的投资增速;水泥目前在建产能占总产能的10%。
根据审计署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已达10.7万亿元,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如今不容小觑;中央财政增收乏力,今年4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同比下降2.2%,继续延续负增长态势;在M2超过100万亿元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却已连续6个季度上涨。
短期来看,这些风险总体可控,但要警惕养痈成患,牵一发而不可收。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说,企业效益下滑背景下,地方一旦资金链断裂,就容易引发偿债风险。“房地产调控使一些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还债压力也在陡增,要严防连锁风险效应。”
稳中求优: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有忧,才知不足。面临严峻形势,中国经济亟须稳中求优。
“中国经济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的速度回升,而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深化改革上,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张立群说。
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经济工作时,明确指出要“把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贯穿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改善民生全过程”,做到“稳中求好、稳中求优”。
一个“求”字,彰显出当下不易;一个“优”字,则指明方向和目标。
“求优”,首要在调结构、转方式上下功夫——
5月14日,浙江嘉兴迎来了美国硅谷基金创业考察团,这也是当地在一个半月内迎来第7个海外高层人才团。嘉兴目前已几无新的建设用地,他们倾力立足于引进高层次产业,实施科技创新,谋划新一轮发展。
而此时此刻,离嘉兴约两千公里远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基地园区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园区党工委书记乔允利说,这个基地着眼于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到今年3月底,基地已引进项目66个,协议总投资近2000亿元。
嘉兴和鄂尔多斯两地情况不同,却有同样的忙碌,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生动一幕”:目前“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在积极实施“腾笼换鸟、凤凰涅�”战略,而中西部地区则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盘活优势资源,实现接力发展。
“结构调整是否更到位,区域发展如何更协调,这是衡量中国经济‘稳中求优’的首要标准。”张立群说。
“求优”,关键是要在深化改革中把握正确路径——
4月24日和5月6日国务院召开两次常务会议,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事项,由此打响了“释放改革红利”的头炮。
“改革,将是今后政府工作的着力点。”祝宝良表示,“向社会放权,给企业松绑,改革是动力,也是途径,要通过改革激发出消费和投资活力,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要真正动起来。”
“求优”,核心是要在强化创新驱动中寻找新动力——
当今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就是产业的竞争、技术的竞争。后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谋求新一轮技术革命。
“中国经济表面上看是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实质上是从资源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说,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在于能否走上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
放眼全局谋发展,引弓待发向未来。透过党中央、国务院近来的一系列会议部署,中国经济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脉络在清晰显现:
——目标上:稳中求好、稳中求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政策上: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改革上:进一步打开转变政府职能这扇大门;
——产业上:以化解产能过剩为重要抓手,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环境上:抓紧研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治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为重点;
……
站在新的高点,准确把握大势。全新开局的中国经济正在孕育新一轮的发展,“稳中求优”的前景令人期待。
|